我在农村下乡插队的日子(女大学生下乡插队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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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故土

麦展穗

音乐,是我的故土,我的精神家园。

对于音乐的最初印象,我依稀记得,大约在我1岁多,或许更早的时候,父亲常常躺在家里的一张竹床上,让我跨坐在他的肚皮上,双手扶住细小的我,边哼唱着粤曲。父亲抽烟,身上总有一种淡淡的烟草味,我就是在这种烟草味和粤曲声中,耳濡目染,蹒跚学步。

我家住在邕江边的一条小街,叫大同街。夏夜,小街的石板路面响起木屐“嗒踏”声,人们纷纷从屋里搬出竹躺椅,手里摇着葵扇,边乘凉,边聊天。父亲也在屋门口摆上一张竹椅,拿一把秦琴坐在竹椅上弹唱。江风习习,凉爽怡人。母亲一边车麻纲(用手工将粗麻绕成麻绳),一边垂耳聆听,我们几兄妹则与街坊邻里的小孩嘻嘻哈哈地在玩着捉迷藏,不时地躲到母亲的身后。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画面已定格在我的脑子里,并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弹秦琴,还弹得有模有样,什么《旱天雷》、《雨打芭蕉》等粤曲都弹得滚瓜烂熟,我也因此有了与大人合奏的资格:父亲拉小提琴,我的几位堂兄或拉二胡,或吹笛子,或弹扬琴。祖母高兴得合不拢嘴,给了我10元钱作为奖赏。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后来,母亲用这钱给我买了一件厚棉衣。这一年的冬天,我觉得过得特别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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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作者,右一二弟,后排为堂兄

1966年,“文革”骤然而至,记忆中这一段温馨的日子,就像一池碧蓝的湖水粗暴地扔进一块石头,被彻底打碎了。祖父过去是资本家,父亲是“臭老九”,粤曲自然不敢再唱,乐器作为“四旧”也不知去向。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几十个红卫兵闯开了家门。我家被抄了。在几个手持铜扣皮带的红卫兵威逼下,父亲脸色苍白,双手发抖地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颤巍巍地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他以往唱粤曲时的那种陶然自得,早已跌到爪洼国去。我躲在黑暗里看着,心里一阵悸颤。现在回想起这一幕,我的心尖仍在隐隐作痛。

那时候,在南宁市交易场的地摊上,堆满了抄家后流失到此的很多书籍,五花八门,几分钱一本。鬼使神差,我成了这里的常客,掏空了所有的零花钱,买了不少音乐书籍。现在,这些书页早已发黄、残破的书本还摆放在我的书柜里,有贺绿汀译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顾连理译的《作曲法》、索洛甫科夫的《肖邦的创作》、苏夏的《卡农作曲法》、《复对位法》及《音乐辞典》等等。我囫囵吞枣地翻看着,似懂非懂。我的一个同学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了一把小提琴,他拨弄几下,就扔给了我。我如获至宝,喜不自胜。这期间,我们家已搬到父亲的单位宿舍,父母与妹妹住一间,我与弟弟和另一家的孩子合住一间。我无师自通,整天“哦哦哦”的拉小提琴,隔壁邻里听得很烦。我还自学了五线谱,对着一本从交易场地摊买来的马扎斯练习曲,只拣简单的段落练习,难的地方就跳过去。家里有一台旧收音机,一次,我偶然从短波里收听到了一阵凄婉的琴声,如泣如诉。我惊呆了,我从来还没有听到过如此勾人心魄的音乐!我的心在颤震,久久沉醉,直至最后一个音消失。突然,收音机里传出:“刚才你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由中国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为你演奏的《思乡曲》……”我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啪“地关掉了收音机。在当时,收听敌台是犯天大的罪,要坐牢的!后来,我才得知,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从零汀洋逃亡海外,从此再也没有回过祖国。在异国他乡演奏他自己多年以前创作的《思乡曲》,成了马思聪音乐人生最苦涩的注脚和情感归宿。如果说,是父亲在我的心中播下音乐的种子,那么,马思聪的琴声,则打开了我心灵的一扇音乐之窗。

这是一个特别寒冷的清晨,天还未亮,寒风在呼呼地吹。街上行人稀少,我背着行李,手里拎着一把小提琴,父亲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架上驮着一只装满书的大纸箱。父子俩踽踽而行,被昏暗的街灯投下两道长长的身影。那一年,我16岁,要下乡插队当知青,父亲送我到学校去集中坐车。一路上,父亲都在劝我,叫我不要将这箱书带下乡,说这是“封资修”的东西,被人看到影响多不好。我却固执得很,父亲的话根本听不进去。父亲大概不会想到,他当年不经意播下的音乐种子,已悄悄在儿子心中扎下了根。最后,我听到父亲叹息了一声。不知什么时候,天上飘落了零星的冷雨。我们来到学校,看到大操场上,早停满一辆辆大卡车,这些本来还应该在课堂上学习知识的学生,被冠予“知识青年”称谓,到“广阔农村去大有作为”,此刻正纷纷将自己的行李放到大卡车上后,与抹着眼泪的亲人惜别。父亲帮我放好行李,说还要回单位上班,刚跨上单车,又急急跳下,从衣袋里掏出2元钱塞到我的手上。父亲终于走了,看着他瘦弱的背影,双手因握着车把,肩胛骨耸得很高地渐渐离去,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堵得难受。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出国留学,我送他到首都机场,在检票口,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目送着他背着行李,拎着一把小提琴进去安检,我更理解了1969年1月那个寒风料峭的清晨,父亲对我的绵绵父子之情。不久,父亲也被下放到区直柳州鹧鸪江“五七”干校劳动。一去就是3年。父亲是搞建筑施工设计的,毕业于华南工学院。从干校回来,本来安排他到南宁人民公园,搞些亭楼小桥,或修建厕所等等,倒也轻松。可是,父亲一根筋到底,说自己是搞技术的,一定要到业务单位,结果,到了一家建筑公司。1976年,父亲因脑溢血倒在了工地上,时年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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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五七”干校做木工

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是上林县白圩公社文岭大队18生产队。我的个子比较瘦小,第一次去挑草,我只能挑20多斤,还挑得扭扭歪歪的。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集体出工,每天记工分,年底按各人挣工分多少,分粮分钱。我们生产队记工分分为5个等级,群众评议,最强劳力定为一级,最差为5级,我就被定为5级,每天收入2角6分钱。

春天,水牛犁耙田后,就要赶它们到水草肥美的地方去,让它们吃草,在泥潭里打滚。吃过玉米粥,我偷偷将书本塞进裤袋,将我负责的两头水牛牵出村去。来到一片草坡,我把牛绳绑在树下,自己则躺到草地上,拿出书本来看。结果,那两头牛只能在牛绳长度的圆径内吃草,不能越雷池半步。我自以为得计,不用管牛,看书看得入了迷。累了,就仰望蓝天白云,胡思乱想。直至下午出工的哨子吹响,我才解开牛绳,将那两头水牛牵回村去。别人养的牛,肚子都吃得圆咕咕的,只有我养的牛,肚子瘪瘪,无精打采。与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村民,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因此受到队长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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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插队村庄,左一为作者

知青的生活艰苦而又单调。特别是夏收夏种,每日顶着星星出工,披着月亮晚归。疲惫的身子倒在床上不愿动弹。我们小队七个男女知青,是轮着挑水做饭的。也许是为了照顾我,他们很少让我动手,唯一的条件是我坐在门外的一截树墩上拉琴给他们听。我拉得更多的,就是马思聪的那首《思乡曲》。凄婉的琴声在飘荡,带有些许伤感。渐渐地,我在知青中有了些小名气,其它生产队的一些知青慕名而来,只为听我拉琴。我因为看了几本关于作曲法的书,跃跃欲试,写了一首知青歌曲《难忘的1·14》。1·14,就是我们下乡插队的那一天。我们小队的一个知青,他姐姐给他来信,他把信给我看了,其中的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你到上林插队,离家虽然远了,但是,你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更近了!显然,这些豪然壮语,对于许多知青已失去感召力,他们在异常艰辛、沉重苦累的劳动中,最初的革命激情已渐冷却。或许,《难忘的1·14》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共鸣,歌曲因此在知青中悄悄传唱。受此鼓舞,我又写了一首弦乐曲。我曾经看过的一本苏联音乐欣赏教程中,介绍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在交响曲的某段,贝多芬在各个声部用了一连串的急促上下行音阶,以表现暴风骤雨。那天,我们去公社参加修水利,回来的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纷纷奔跑到路边的草棚去躲雨。我为了体验暴风雨袭来的感受,一个人扛着铁锹,挺胸走在泥滑的田埂上,任凭大雨瓢泼而下,浑身被淋得湿透。晚上,我就在昏暗的油灯下,“一挥而就”地写下了这首题为《暴风雨》的弦乐曲。全曲起码有三分之一的段落,模仿贝多芬的急促上下行音阶。

不久,公社举办毛泽东思想文艺汇演,每个大队都要参加。大队决定由我去参加汇演,演奏《白毛女》选曲。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大队会计破天荒让我在大队部排练,工分照记,而且是按一级强劳动力标准。所谓排练,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拉琴,《白毛女》拉腻了,我就拉马思聪的《思乡曲》,反正大队会计也不知道我拉的是什么,偶尔还抬起头,说,“蛮好听,蛮好听!”如果他知道我拉的是“叛国投敌犯”的作品,不将我送去参加公社学习班才怪呢。汇演在公社的临时露天舞台举行。天公不作美,那天恰巧下起了雨,雨虽然不大,却也够烦人的。因为是政治任务,并且,刚好伟大领袖又有了最新的“最高指示”,谁也不敢退场,淋雨敲锣打鼓迎接“最高指示”后,汇演照常进行。跳“表忠舞”,唱语录歌淋点雨还可以继续,我拉小提琴,琴淋湿了那是不能演奏的。经请示,最后决定我上台演奏时,由一个知青为我打雨伞。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台下一大片簇拥的雨帽,在麦克风前,将《白毛女》选曲充满激情地演奏了一遍。

我的命运转折,是在1970年。那年10月,自治区大搞“样板戏”汇演。南宁地区文工团组织各县文艺骨干观摩。我有幸被推荐参加。在文工团的排练场里,我常常看乐队排练,直看得手痒痒的。一次,乐队休息时,我凑过去和乐队的提琴手搭讪,借机拿起他的小提琴拉了一下。结果,“举座皆惊”。在当时主管文工团的军分区一位部长的亲自过问下,我很快被抽调到了地区文工团。一年后,竟担任了乐队的首席小提琴。其实,地区文工团过去只是一个演地方戏的剧团,哪有小提琴、黑管、巴松、贝司什么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地区文工团后,我如饥似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练琴更为刻奋。我像团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思想上要求进步。尽管在“文革”初期,我曾4次要求参加红卫兵都被拒之门外,此刻我还是充满信心,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当时,排练场里有一台钢琴,我为了学习作曲,每天中午都到排练场去学弹钢琴。那天,我从排练场回来,走过团里的一排平房,听到屋里传出了说话声。原来,这是团支部在里面开会,刚好讨论到我申请入团的问题。团支部书记是样板戏《沙家滨》里饰演阿庆嫂的那个女主演,她说,小麦出身不好,每天中午都到排练场里去弹钢琴,有追求“三名三高”思想(文革中,指名人、名专家、名教授;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建议暂时放一放,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无意中听到的这一段话,使我就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猛地清醒过来。我再也不敢到排练场里去弹钢琴,从此打消入团的念头。至今,我仍是一个无党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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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演出,右一为作者

那年头,工农兵上大学,是要单位推荐的。一次,团里有一个到广西艺术学院进修的名额,群众评议,我得了全票。报送到地区文化局,当时的文化局长却说,麦展穗的出身不好,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怎么能送这样的人去呢?结果,换了另一个根正苗红的去上学。这件事,对我的打击蛮大。广西艺术学院,是广西的最高音乐学府,是我最为向往的艺术殿堂。命运就这样让我错失了这次机会。

后来,我认识了广西艺术学院的一位小提琴教师,并跟他学琴。岂料,用那教师的话来说,我“浑身都是毛病”,握弓、运弓、手型、指法等等,几乎什么都要从头学起。

无疑,由于我学琴太迟,并且从一开始就得不到教师的正确指导,这就注定了我在小提琴演奏上已没有发展的可能。不幸的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我才逐渐理解了音乐的丰富深刻的内涵。

我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之中。

我练琴更为勤奋了,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当然,这都是徒劳的。我知道,其实我这是在掩盖自己的痛苦和虚弱。

我常常孤独地聆听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大师的作品,听着听着,就会禁不住地泪流满面……

1978年秋,团里让我到广东跟广州乐团的著名小提琴家何东(现已定居美国)进修。何东听了我的演奏,原本不愿接下我这个学生。无奈我手持何东一位同学的亲笔信,信中言辞恳切,千祈万求。何东大概觉得情意难却,只好勉强答应下来。何东是一个造诣颇深的音乐家,他对于音乐作品的理解很深刻。我被他的演奏深深地打动了。他的琴声,为我展现了一个广阔而又美妙的色彩世界。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主要就是跟他学习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于我基础不扎实,故使演奏显得力不从心。从何东那怜悯的眼神中,我再一次领悟到了人生的挫折和悲怆……

贝多芬是我最崇拜的音乐家。他的终生都在通过用音乐创作来和自己的悲惨而又不幸的命运作顽强的斗争,并为人类留下了如此丰富与不朽的宝贵音乐财富。当然,贝多芬也曾有过痛苦的彷徨,但他终究能在音乐这无垠的天地里寻到了安慰和力量。那么,我的力量来自何方?我的人生之途呢?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的“命运”动机在重重地叩击着我的心房。终于,我从沉思、反省到释然、超脱。或许,在音乐的跋涉中,我是一个不幸者。可是,正是我的不幸,才使我进一步领悟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往往在于追求的本身,而不是目的。一个人只要他在孜孜不倦的事业追求中,精神上得到了充实和满足,那么,他就永远是一个生活的强者。

这就是音乐给我的启示。尽管痛苦、甚至残酷,我最终毅然放弃了小提琴,重新选择新的事业追求。

也许,我的血液已深深地渗透了音乐。触“音”生情,难免唏嘘。特别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中那熟悉的旋律,往往令我惆怅、苦涩、怆然、沉缅。毕竟,那是我割舍不断的青春情怀,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我的儿子叫麦克,出生于1983年9月。刚出生几天,医院要登记出生证,填写名字。当时,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电视剧,叫《大西洋底来的人》,主角就叫麦克。我脱口而出,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麦克”笔划简单,好写易记,也有一种克服困难,刻苦奋发的意思。

儿子4岁的时候,我就决定给他学小提琴。那天,我带儿子找到了广西艺术学院小提琴教育家董学尧先生。儿子用八分之一的小提琴(小提琴比例最小的一种),细小的手臂还够不着第一把位,于是,董老师就让他从第三把位学起。学习小提琴,特别是最初阶段,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过程,从持琴、握弓、运弓、手型、指法等等最简单的学起。我曾看过一本儿童学家写的书,书中指出,几岁大的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每次不超过5分钟。也就是说,连续让孩子练琴20分钟,已是超负荷,孩子难以承受。对于这样的定义,当时我是不理会的。我从20分钟开始,层层加码,持琴累了练握弓,握弓累了练手型,然后开始拉空弦,练节拍。儿子最初对小提琴表现出的是好奇,好玩。后来,他就发觉“上当”了,也不好玩了。可是,一旦“上了贼船”,也就由不了他。我在一块小黑板上教他五线谱,开始他还能很清楚地指出,什么位置上的音符是什么音,后来就有些搞混了,常常唱错。我很生气,敲着黑板骂他,你怎么那么笨?连几个音都记不清!多年以后,有人向我咨询关于孩子学琴的问题,我就会跟他说,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作为家长,你们是否作好了必要的思想准备?的确,学小提琴甚至比学钢琴还要难,不要说出成绩,成什么家什么家,就是能够坚持学下来,就已经很不错。毕竟,这是一门塔尖型的艺术,能够成为职业音乐家的很少。如果只是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提高音乐素质,就不必这么苛求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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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小时候在练琴

儿子学琴的头5年,每晚看完新闻联播,我就会关掉电视机,陪他练琴,按老师布置作业的要求提醒他,有时还给他示范演奏。我是一个脾性比较急的人,恨铁不成钢,儿子拉不好琴,往往就会责骂。有一次,儿子边练琴边打呵欠,我生气了,用琴弓打了一下他的身子,竟将琴弓也打断了,气得我又打了一下他的屁股。每晚练完琴,儿子有时累得趴在地板上不愿起来,我也是精疲力尽,半天不动。

都说学琴的孩子是没有童年的。的确,儿子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经常出去玩,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就要马上练琴。也有一些朋友劝过我,孩子的天性就是玩,你这样要求孩子,是否过了一点?有一阵子,变型金刚是孩子们最痴迷的玩具,亲戚朋友也给儿子送了一些。一天,儿子“砰”地关上自己的房间,半天没有动静。我在外面提醒他,该开始练琴了。儿子在里面答应着,却迟迟没有琴声。我生气地敲了几下房门。琴声终于响起,却拉得很不成样子。我是拉过琴的,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很认真地在练。于是,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只见儿子根本没有看谱,断断续续的胡乱拉着,一边摆弄着桌子上的那些变型金刚。我的脑子里顿时“嗡”的一下,气得简直要昏倒!我冲上前去,一把将桌子上的所有变型金刚,全都横扫到一只大纸箱里,然后,拿起一把铁锤,狠狠地、一下一下地砸着,将纸箱里的变型金刚砸得七零八落。儿子气恨恨的望着我,咬着牙,眼睛里含着泪水……后来,为这事,我一直感到很内疚。我甚至在反思,儿子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欢乐,是望子成龙,还是为了让儿子去圆我自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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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日本某音乐大厅演出

1994年2月,我陪儿子到广州参加全国第二届少儿小提琴比赛。共有168个选手参加比赛。上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曾到上海音乐学院参观,看到每间琴房里都传出一阵优美的琴声,禁不住赞叹:这里的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这次比赛,选手们所住的校舍里,每天清晨,也是到处都可以听到琴声,孩子们童真的眼睛里,充满了音乐的灵性。十几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这些孩子,许多已成为有影响的小提琴家,活跃在国际或国内的音乐舞台。与这些孩子相比,我总觉得儿子不够勤奋,天才蒙亮,小选手们都已经开始练琴了,儿子却还赖在床上,睡眼惺忪。为他担任钢琴伴奏的是广西艺术学院的一个学生,她笑着说,麦克呀,你真有一种大将风度!说实话,当时在我看来,儿子获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些来自全国的孩子,确实太优秀了。比赛共分二轮。令我觉得意外的是,儿子不但闯入第二轮,而且临场发挥很好,竟一举获得大童组的第五名!这也是广西选手在全国从来没有获得过的最好成绩。儿子在第二轮演奏的曲目是贝辽特的第七协奏曲第一乐章和马思聪的《山歌》。十几个评委来自全国的小提琴名家权威,他们给麦克的评语,有鼓励,也指出不足: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治隆:协奏曲,演奏大胆,敢拉,好!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薇:人小志气大,很有冲劲,音乐感不错,就是稍为毛草一点,有的节奏不大对,有时发音粗了一点。上海音乐学院赵惟俭教授:演奏认真,内心音乐感觉很好,有才能。协奏曲有一个错音(或不准)。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张国柱:演奏得不错,孩子的音乐天赋好,家长应好好培养,是个人才。等等。

1995年1月,广西举办少儿小提琴大赛,儿子获得了第一名。同年6月,日本熊本县知事福岛让二给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发来了一份国际传真,邀请广西“红蕾”青少年音乐代表团赴日参加“第11届熊本国际青少年音乐节”。儿子有幸入选,成为音乐代表团里最小的一个团员,担任小提琴独奏,演奏中国乐曲《渔舟唱晚》和《春节序曲》。

1995年9月,儿子小学才五年级,即考上广西艺术学院附中,小提琴专业。可是,从附中二年级起,儿子的小提琴演奏技术似乎遇到了瓶颈,难以突破,甚至下滑。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因,我因此想到了放弃,让儿子重读普通中学。那天晚上,儿子没有像往常那样练琴,他被我叫到了书房。他肯定知道我将要对他说些什么。可是,心情沉重的我,却迟迟开不了口。父子俩就这样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这样的谈话,这样的决定,对于我们父子来说,真的是太残酷了。多年的追求,饱蘸着多少的心血与泪水,在梦与现实中奋斗,拼博,尽管有过痛苦,却也有过成功的喜悦。今天,难道就这样放弃?这难道就是我们父子俩的宿命,最终都要与音乐擦肩而过?许久,我才痛苦地说,儿子,这琴我们不学了,业余时间弄弄就算了。儿子没有作声。渐渐地,他的眼中涌出了泪水。我又说,哪你自己决定吧,拉还是不拉?儿子用手抹掉了眼中的泪水,倔犟地说,拉!我的眼眶顿时一热。我蓦地明白,十年磨砺,十年琴声,此刻的儿子已经离不开小提琴,不管今后成功与否,小提琴都将会成为他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0年,儿子附中毕业,到上海音乐学院跟吴菲菲教授学习了一段时间,同年考上乌克兰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导师是亚历山大·斯普兰西斯教授和“乌克兰人民音乐家”柳德米拉·奥芙切连科教授。2006年,儿子研究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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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部份小提琴演奏家,前排左一为儿子

2007年3月,第七届“斯维多斯拉瓦·李赫特”国际音乐节在乌克兰的日托米尔市隆重举行。此音乐节是为纪念在日托米尔市出生的前苏联著名钢琴家斯维多斯拉瓦·李赫特而专门举办的,常邀请欧洲各国音乐家去演奏。经柳德米拉·奥芙切连科教授的推荐,儿子登台演奏了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乌克兰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协奏。2008年,儿子考上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成为一名职业演奏家。2008年,儿子参加“基辅21世纪小提琴比赛”,荣获第一名。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我和几个当年的知青一起回到了40年前曾经插队的地方——上林县白圩乡。

当年的田埂小路,已变成机耕大道。我们的车子直接驶进了久违的村庄。当年的老队长,一双就像老树皮一样的粗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一个劲地喃喃:“难呵!难呵难呵……”难什么呢?我想,这只是老队长表达强烈情感的一种感慨,感慨世事苍桑,感慨岁月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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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作者,右三生产队长

老队长还记得当年我养牛的“劣迹”,他对我说,当时,曾经有人提出要送我到公社学习班,理由是破坏春耕生产。但他不同意。他还说,那次公社搞文艺汇演,让我去拉小提琴,拉《白毛女》,就是他推荐的。我的心里猛地颤了一下。我想,如果没有他们的善良,没有他们的同情和理解,我的故土,我的精神家园还能够如此的芳草青青,欣欣向荣吗?我忽地明白,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的青春印记,还有我的小提琴,父亲的目光、儿子的泪水,是我的全部,是我的故土,是我最广阔的音乐世界。

原载《广西文学》2010年第10期

广西人民出版社编入《重返故乡》一书,201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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